张我军

张我军（1902-1955），原名张清荣，笔名一郎、速生、野马、以斋等。台湾台北人。中国台湾作家，文艺理论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奠基者。1926年始陆续发表小说《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张我军的作品有力地揭露与批判了黑暗时代，不仅开创了台湾新诗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拓宽了早期台湾小说创作视野与领域，是台湾文学发难期的总先锋，被誉为“台湾文学清道夫”和“台湾的胡适”。

1902年，他出生在台北县板桥镇一个清寒的佃户家庭，由于父亲 早逝，家庭经济拮据。为此，张我军小学毕业后，即到台北一家日本人经营的鞋店当学徒。不久，经教师林木土介绍，进入新高银行当勤杂工，一年后升为雇员。1921年，他随林木土到新高银行厦门支行工作，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学，并改名为张我军。1923年，新高银行关张，张我军领得一笔遣散费，因为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启迪，他不愿立即回到故乡，而是只身去了上海，并加入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后又由上海到北京，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夜间部升学补习班学习。

1924年4月，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把新文学运动引到台湾。他在文中指出“各种新道德、新思想、新制度等等方面在萌芽之时”，呼吁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来改造台湾社会。随后他又在当年的11月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向旧文学界发起了进攻。他批驳台湾的一班文士“不是拿文学来做游戏，便是做器具用。如一班大有遗老之概的老诗人，惯在那闹脾气，诌几句有形无骨的诗玩，及至总督阁下对他们称送秋波，便愈发高兴起来了。”“还有一班最可恨的，把神圣的艺术，降格降至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做沽名钓誉，或用来做迎合势利之器具……”“至于最可怜的是一班活泼泼的青年，被这种恶习所迷，遂染成一种偷懒好名的恶习。”张我军的批判，抓住了旧文学的要害，对旧文学所代表的陈腐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同时，张我军还极力主张台湾必须进行“白话文学的建设”，强调“中国若想有新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但是，台湾新文学绝不仅仅是祖国大陆新文学的移植，而是和台湾岛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1924年12月，张我军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明确指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这是在当时日本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下，张我军在民族属性问题上对台湾新文学属性的坚定不移的回答。面对台湾旧文学“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他毫不掩饰对那依附于殖民主义势力的堕落文人的蔑视与憎恶，斥责那些无耻之徒“欲逆天背理，呆头呆脑的竖着旧文学的妖旗，在文坛上大张其声势”。张我军旗帜鲜明地要“引率祖国大陆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替它呐喊助攻”。

在他看来，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必须以祖国大陆新文学进展的目标与发展道路为指引，而“现在中国的文艺的花园里已开着无数灿烂的优美的花了。如新诗与短篇小说的发达之速，真是令人咋舌的！”“我们只望那些志愿于文学的有天才的青年，不可再陷入旧文学的陷阱，而能用新的方法来与我们共造新文学的殿堂，这是我们惟一的愿望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张我军提出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主张，毫不含糊的阐明了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性质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准确的定位，这无论在当时、现在和将来，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1955年11月，张我军因患肝癌病逝于台北，终年53岁。他在极度压抑与郁闷的晚年，翘首期盼着两岸亲人团聚、祖国统一。他在《春雷》里写道：“摆脱严冬的束缚和威压”，盼望“重见天日”，并且“衷心相信明天是可以一亲久别了的阳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