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1881-1936），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1923年7月，应时任北京女高师校长许寿裳之聘，在女高师国文系小说史科兼任讲师，这是鲁迅继1920年和1921年先后受聘北大和北京高师之后又一次接聘。不同的是，这回所面对的是一群经五四运动洗礼的个性解放追求进步的“女学生”。同年10月13日，鲁迅开始到女高师讲课。1925年10月，他被改任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直至1926年8月离京去厦门为止。任女高师小说史讲师之前，鲁迅在北大和北高师的小说史授课就取得了异常成功。当年的学生魏建功，回忆1922年秋第三度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情形道：“小说史上课时间排在星期二上午第三、四堂，教室在沙滩红楼西北角上，四楼或三楼记不清了，每星期二上午第二堂课还没下，就有赶来听小说史的人，等在教室外边走廊里”，听课的有本校生、有旁听生，也不乏外校生，有时竟至人满为患。鲁迅饮誉京华教坛，既在于他的敬业不苟，“总是先把讲义发给学生，并且在上课时总要先校正个别错字，然后才开始讲”；更在于他积学丰厚以及对中国小说历史的稔熟与机锋独致的诠释。执教该课之前，鲁迅对中国古小说已有专门深入的 研究，并辑有《古小说钩沉》 文稿，后更名《中国小说史略》与《呐喊》一并由新潮社出版。该著述的问世，首次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同时又提供了新的观点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方向，被后人誉为“既有筚路蓝缕之功，又巍然为一座学术丰碑”。鲁迅讲课，不照本宣读，不抽象笼统，恰当例证，具体发挥，连类而及，重点分析，独见频现，给听众长时间的激励并鼓舞。鲁彦回忆说：通过小说史的教学，鲁迅先生在“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里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

从1923年10月到1926年8月，约三年的时间里，鲁迅在女高师及女师大讲授小说史近80课时，授课风格一如既往毫不二致，深受女师学生的欢迎和敬爱。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指出，鲁迅先生讲小说史，既注重文史流变的梳理与辨难，也关切与之联系紧密的文化思想的剖析和批判，讲述不限于讲义，但常常结合课文立足现代针砭古今，驳虚妄斥礼教，引导学生在逡巡古代文史之林的同时，磨砺胆识。如此讲授不仅有助于深入浅出地演绎中国古代小说，拉近古今的距离，拓展学生的阅历；对日渐“觉醒”的“女学生”，更富于积极的思想启迪意义。聆听过鲁迅授课的女学生回忆道：鲁迅在讲六朝鬼神志怪小说时，就曾指斥“魔鬼”本质的虚弱，鼓励人们勇猛的“扑向它吓退它”，由此而悟到“他是要我们勇敢，要我们前进，不要我们畏惧怯懦”；鲁迅讲到传奇，则“批评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 （一）多含封建说教语，则不是好小说，因为文艺作了封建说教的奴隶；（二）宋传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泼，失于平板，对时事又不敢多言，因忌讳太多，不如唐之传奇多谈时事”；讲到宋江故事时，鲁迅则说：“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人生。故看故事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里面”。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楹中的狮虎，有楹才可以细细地看，由细看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切不可钻入，一钻入就要生病”。如此文学观点不仅正确． 对于当时为各种庸俗、荒诞小说麻醉的青年更有着清醒头脑的作用。诚如许广平言：“虽说是讲《中国小说史略》，实在是对一切事物都含有教育道理，无怪学生们对于这门功课，对于这样的讲解都拥护不尽，实觉受益……鲁迅的讲学，他的说话，和演说时的讲话风格虽不同，精神则是一致的”。

鲁迅同时也是著名事件“女师大风潮”重要的参与者。“风潮”初期，鲁迅一直“缄默”着，关于这一点，鲁迅日记和相关研究皆确证无疑。尽管此前，1924年4月底，因对新任校长杨荫榆的专断不满，女师曾酿过“风潮”，十五名教员联名宣布辞职，其他教员也相继停止教学，鲁迅则应学生柬邀前往调解；同年８月，因与杨荫榆治校方针意见相左，鲁迅“寄还女师范学校聘书”，宣布辞职，最后在校方诚挽下作罢。之所以“风潮”初始时期“作壁上观”，显然和“许寿裳与杨荫榆是一种上下交接的关系，而自己与许寿裳的关系又是众所周知的。出于洁癖，他不愿惹那种无谓的嫌疑”有关。鲁迅“介入”于“驱羊运动”拉锯期，应该说与时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干事许广平的“投书”相关。因杨荫榆的“恋栈”，“驱羊运动’陷入了僵局，极其苦闷的许广平，自1925年3月11日起，不断投书给自己的授业导师鲁迅先生请求教导。由于思想的相通和对青年学生的爱护，鲁迅无法再“局外人”。当“风潮”情势愈演愈烈，校长杨荫榆与教育总长章士钊上下联手，肆意蹂躏学生摧残教育，而《现代评论》又一旁恣意“闲话”混淆视听的时候，鲁迅愤怒了，至此义无反顾地置身于女师大学生反抗当局的阵营之 中。从代拟“呈文”、亲笔“5.27”宣言，到状告章士钊，揭露杨荫榆，笔战陈西滢；到校务维持会的事必躬亲，宗帽胡同的义务授课，等等。“俯首甘为”与“横眉冷对”的鲁迅，为女师大最终恢复竭尽了心力，功成之后则全身退出：与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其他成员联名向政府当局举荐教育维持会主席易培基任校长，及时解散校务维持会，在欢迎新任校长的大会上代表校务会致欢迎词。

作为小说史课业先生，鲁迅注重以科学民主意识引导学生逡巡古代文史之林；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先驱，对于觉醒的“女学生”们以及方兴未艾的妇女解放运动，鲁迅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给予鞭策和警醒；作为学生敬重和爱戴的导师，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由此所折射出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抗暴精神不仅激励着时人，对现代女子教育发展也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总之，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秉持“知识分子”立场以其独具的人文学养和精神品格，为“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培养和中国现代女子教育事业竭尽心力贡献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