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敦礼

袁敦礼（1895-1968），字志仁，祖籍河北徐水。教育家、体育理论家、中国现代体育的奠基人之一。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一生笃信孙中山先生“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以体育教育为基地，拓荒耕耘，成为中国现代体育的创始人和最主要的领导者。1913年，其考入北京高师英语部，1917年毕业后留校教授体育，期间曾任师大体育系主任、教务长、训导主任、总务长，并于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担任国立北平师范学院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院长与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其历任西北师范学院副院长兼体育系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体育原理》（合著）、《近代奥林匹克理想与组织及其我国体育之教育》等。

1913年，袁敦礼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在校期间，其身体强健，喜欢运动，颇具领导才干。体育技术，以篮球和中距离跑最为擅长，并在1915年当选为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田径选手。1917年，袁敦礼毕业后留校任新建的体育专修科秘书兼通译。北京高师体育专修科成立于1917年，美国医学博士舒美柯与袁敦礼为主要创建人。1919年，袁敦礼出任主任，参与提出体育专修科的培养目标“养成完全体育教员”。1930年，体育专修科改为体育系，学制4年。

1923年至1927年间，袁敦礼出国深造，获芝加哥大学理学（生理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体育及健康教育）和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1927年，袁敦礼学成归国继续担任师大体育系主任，1935年任教务长兼体育系主任。1944年，学校迁往兰州后其专任校训导主任。

除去在美深造的四年，袁敦礼担任体育学科主任长达21年，将师大体育系建设成全国著名的系科，为1953年中央体育学院的筹办（即今北京体育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袁率先在师大推行体育理论、体育技巧和体育道德并重的教育思想。其根据国外体育教育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并为师大聘任了众多体育教师，如董守义、马约翰、吴蕴瑞和郝更生，使得师大体育系集中了当时国内体育界众多的一流学者，除以上四位外，还有王石卿、徐英超、王耀东、曾绍舆、方万邦、李鹤鼎等。

袁敦礼重视学生招生工作，要求体育系学生的文化基础课成绩必须达到其他系科的水平，不能因有体育特长而降低文化课的标准。袁敦礼重视入学后的培养与训练，体育系开设了许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课程，如英语、教育、心理、体育史、体育原理、比较体育学、体育行政、运动指导与评判、健康检查、矫正体育、急救及按摩术、卫生学、健康教育学、生理学、运动力学、解剖学等课程。袁敦礼重视体育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要求学生在技能上一专多能，全面发展，并带领学生参与体育赛事的组织和裁判工作，使得中国的体育组织者逐渐取代了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了国家与地区体育赛事的组织者。袁敦礼鼓励学生选秀第二专业，让许多学生在体育学习之余，选修了许多教育、英语、生物等课程。袁敦礼注意培养学生的高尚品德，其认为“所谓运动道德者，为尊重他人，为严守纪律，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非仅为运动场上之教条，而为做人之基本道德”。

在袁敦礼的带领下，师大体育系成就显著。1917年至1949年共招收学生25届，毕业21届，毕业生共计383人，人数不多但人才济济。朱恩德、张焕龙、金岩、牟作云、陈盛魁、齐沛霖等都在大型运动会上获得冠军或打破国家与远东运动会的记录。师大篮球队先后为国家培养了王耀东、王玉增、李洲、陈盛魁、牟作云、赵逢珠等十余位篮球国手。此外，师大体育系还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体育教育与体育组织工作者，北平体育委员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都活跃着袁敦礼及师大体育系的学生。1953年，中央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筹办，即是以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为基础，反映出了袁敦礼带领下师大体育系的实力。

1946年6月，其受教育部急召从美国（1945年，袁敦礼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以客座教授身份前往美国讲学一年）返回中国就任“复员”成功的国立北平师范学院院长。7月其返回中国即与原校长李蒸和黎锦熙确定返回北平的师生原则：原内迁教职员，除本人志愿留任兰州外，均可返回北平任职；西北师院学生可无条件转入北平师院。8月5日，袁敦礼正式就任北平师院院长。就任后，其召开校务会议，重新起草学校组织大纲、学则、训导章程等；计划成立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实验区；确定各附属学校的领导；规划出版学术刊物；重新确立学制年限；成立聘任委员会聘请了大量著名教授学者执教，大致恢复了战前师大的师资水平；筹备校庆，举办校史展览；为抗战期间病逝于北平的钱玄同、高步瀛两位师大教授发起公葬；开设电化教育并专门设立了教育广播电台。最终学校于1947年11月成功恢复了战前的文学院、理学院与教育学院。

在恢复三院一年时间之后，原本教育部所述师大三院恢复即可“复大”的承诺并为履行。师院师生不断情愿、上书、游行，争取恢复“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名。袁敦礼数次到南京敦请教育部恢复师大校名、速拨办学经费，并以辞职相抗争。最终学校于1948年10月正式恢复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名。

师大返回北平并整顿完毕后，国内解放战争形式不断变化，北平政治形势亦不断变化。国民党各级官吏贪污腐败，军警特务横行，民怨沸腾，教师与学生们广泛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政治运动，袁敦礼对学生的民主运动采取默许支持的态度。在学校发生了特务闯入师大打伤学生抓走学生的“四九血案”后，袁敦礼及师生一致要求释放学生、惩办元凶，迫使北平市政府、市党部、警备司令部负责人向师大道歉，并于当日释放学生。此外，袁敦礼几次利用校长职务之便，掩护地下党员与进步学生免遭迫害，并于解放军围城之际四处奔走筹集粮食，最终拒绝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指令，留在北平等待解放。1948年12月，袁敦礼因故去职。

学生评价袁敦礼“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大哉吾师，高山仰止”，“诲人不倦，芬芳桃李”，“弘扬师道伦常，立己立人名垂百世；培植体坛桢翰，强身强国德配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