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

(1895-1975),字云亭,河北滦县人。教育家。1919年于北京高师英语部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于1930年和1932年至1945年任师大校长。1949年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参与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

于解放前曾两度执掌北京师范大学,任校长时间长达14年,且均是临危受命,在学校最艰难的时期为学校谋生存求发展。他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不遗余力奔走呼号,是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坚定捍卫者;他为中国的乡村教育殚精竭虑,是中国民众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1930年2月,为缓解学校因经费不足无法运作,多任校长连续辞职所导致的学校持续性群龙无首状态,国民党政府委任国民党元老前往担任北师大校长。因故难以到校,便催请以代校长职位到任,故1930年2月26日,回到了其母校担任代校长。3月10日,其赴南京等地会同及有关部门商议经费解决方法。但遗憾的是,国民政府拖欠经费依旧,以学校大局出发,与校务会议成员四方举债,勉强维持。回校后,其对学校进行全面整顿:重新成立总务处;建立工作日志制,加强对教职员考察的力度;建立预算整理委员会;组织课程标准改进委员会;成立出版委员会,解决图书馆新书问题;重新创立校务会议等。每一事项都针对学校无人领导疏于管理所造成的问题,不断强化学校管理,并定期召开会议决定学校重要事项,推动决策公开化与管理民主化、科学化。针对学生,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植优良师资与研究高深学术并行发展;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应有充足之学识、教人之能力、启发人之思想与纠正人之错误的能力。1930年底,任期已满,教育部免去其校长职务。

1931年底,校长在南京讨取学校经费时被财政部长无礼对待愤而辞职,各院系院长、主任、教师随校长纷纷辞职,学生频繁罢课、请愿,学校再次陷入混乱。1932年7月15日,再次临危受命担任师大校长,到校当日,其立刻拜访各院系主任及院长,敦请复职。最终,在的请求与院长的带动下,所有教职工均无条件复职。之后,其在校内组建校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学校组织、各系课程、学校预算、学校训育四项工作。

7月下旬,教育部长朱家骅及教育部提交“整理大学办法”提案,否定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其认为师范院校应作为综合高校的院系,不应独立存在与独立办学),试图停止师大招生及办学并取缔中国最后一所师范高校——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武昌高师、沈阳高师、南京高师、广东高师、成都高师均已被停止办学或并入其他高校)。秉持“中国无师范教育,便无教育”的理念四处奔走,联合各大教授致电教育部,先后发表三篇呈文逐条驳斥教育部停止师大招生与办学的理由。此后,还亲赴南京,孤军奋战多方斡旋,奔走呼吁并亲面教育部长,最终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停办师范大学的各项提案均未被通过。

此后,一面加紧整顿学校,一面与教育部交涉通过《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最终计划书得到通过并成为师大以后五年的思想基础和工作指南。《整理计划书》中对师大的使命、取得的成绩与面对的困难进行深刻分析,对师大的培养目标进行明确,并对需要采取的措施列出了详细的计划表,使其成为全面提升师大质量与水平的纲领性文件。之后,主持下的学校逐渐壮大:师大将校庆日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成立日向前推至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学日以适应女师大与师大合并的现状;为缩减经费并受教育部命,师大将研究院改为研究所,缩小规模,精简科研机构,但研究所与研究机构始终在全国教育上发挥领军作用;在北平郊区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为农村培养师资,试探乡村教育的发展道路;新建生物、化学实验室,学生宿舍,物理电瓶室,增设无线电设备等。在的多方工作下,在这段艰难整顿的时期,全校教授无一他就,并増聘了许多学者加盟师大,使得师大成为闻名全国的一流学府。

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教育部令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因战况吃紧,1938年三校再次奉命迁往陕南城固县(师生较多,学校校址分散在以县城为中心35里的范围内),并于4月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师大改组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任联大常委兼师范学院院长。与西南联大相不同的是,西北联大势力与实力没有西南联大强盛,亦没有第二个龙云作为省长保护,教育部得以派遣大量党棍与特务进校迫害进步学生与进步教授,等原校长前往重庆并以辞职为威胁提出调离特务的要求,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拒绝要求并改组西北联大。7月,工学院与农学院被要求独立;8月,西北联大建制被取消,分别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为西北师范学院院长。

在学校独立出来后,以有限的经费迅速收购城东土地,率领师生自己动手建设校舍、操场、饭厅、厕所等设施与建筑。在万般艰难之下,精打细算,坚忍不拔,与全校师生在汉水边上招生上课,在平地上建设出了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及其附属中学。好景不长,1940年4月,教育部命西北师院继续西迁至甘肃地区,学校反迁校运动失败后,选择了兰州地区,于6月亲自前往兰州考察,并确定以十里店荒滩为新校址,但经费短缺、新校址没有现成校舍,两地2000余里的距离都成为西迁的巨大困难。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分年迁校,1941年在兰州建设分院并开设招生,城固本部继续教学但停止招生,旧有学生依旧就读并按原有计划毕业,设施逐年搬迁。本部于1942年迁往兰州,城固为分院。最终于1944年迁校完毕,避免了一次性搬迁造成的混乱与损失。

在兰州期间,率领全体师生以师大精神为精神寄托艰苦奋斗,将西北师院建设成西北地区规模庞大、系科专业齐全的国立高等学府甚至是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为西北地区的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学术上,率领部分教师前往青海牧区考察并培训当地师资,学校内部加办几门专修科和优良小学训练班,建设附属中学及其师范部;确保研究所正常工作,培养和得出大量研究人才与大量研究成果,使其保持了全国著名教育研究机构的地位。在师资上,虽然迁校兰州使得教师队伍受到损失,但不断广揽名师,知人善任,使师大大部分原有知名教授均迁往兰州,也能新聘请大量名师前往任教,甚至也有许多师大毕业生于外国学成归来追随母校到兰州任教,最终形成了西北师院俊彦云集、文气鼎盛的景象。在学风上,其在校园各方面保持师大的优良传统,如保留学校的组织结构、学则等,校庆、校歌等重要精神传统也继续沿用,其还在各大纪念日演讲与为毕业纪念册写序言时介绍师大的光辉历史,让学生牢记师大人的身份与使命担当。在生活教学条件上,他与师生精打细算,一切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但学习与生活均井井有条,不断开办各大文体社团,甚至举办了中国最早的滑翔机训练班。在乡村与社会中,其主持下的师院在校外办有社会教育试验区,倡导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在兰州期间,经过的整顿和维持,虽然学校名称改变,规模减小,但学校秩序良好,师生团结一致,教授认真授课,学生勤奋攻读,师大不仅得以延续,而且仍能保持相当规模。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考察时遇见这种状况时盛赞道:“我在西北看到了孔雀!谁说西北不好,孔雀也不东南飞了!”

1945年初,抗战走向胜利。学子们既急切的期待返回北平复员复校,但也对西北师院富有感情,期望留下部分师生维持,担负起西北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任务。但是,朱家骅于此时再次就任教育部长,于此时也收到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副书记长的推荐,其认为师大复员必有阻碍,便做了个顺水人情接受推荐,以求在政治上能影响政府教育政策,从而于1945年8月卸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刚上任副书记长,一切便如同其认为的一般发展,师大迟迟没有接到返回北平复员复校的通知。师生成立“复员”委员会,与校友总会一起联络各方力量争取返回北平。在教育部与朱家骅当面理论,促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正式发表声明支持师大复员北平,并将校友会与学生的上书递交给政府实力派人物手中,最终迫使教育部于1946年3月同意师大“复员”,但暂不同意“复大”,即新校名为北平师范学院。1947年5月,“复大”渺茫,师生成立“复大”委员会赴南京情愿,四处斡旋并推荐师生寻找原校长,即国民党元老请求帮助。在各方施压下,1948年10月,教育部下令恢复北师大原校名,即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长校师大14年,可谓受命于危难,拼搏于师大生死存亡之中。最后为师大复员复大不惜放弃自己喜爱的教育事业,告别患难与共的师生与亲手创办的西北师范学院,为师大的传承与发展,为国家教育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恪尽了师大学子的义务,尽善尽美地履行了长校师大的历史职责。

李燕 - 北师大校长